云南新石器时代考古概述（3月）|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万杨

       云南地处中国西南边陲，北面和东面分别与西藏、四川、贵州和广西相邻，南面和西面分别与越南、老挝和缅甸三个东南亚国家接壤，西跨缅甸后可直通南亚诸国。境内小盆地星罗棋布，地形单元被山川割裂，而金沙江、澜沧江等穿境而过的江河水系又成为了云南通向周边区域的天然走廊。云南复杂的自然地理环境催生出境内多样的新石器文化。这些文化在呈现出较显著小区域独立性的同时，它们之间以及与周边区域的文化之间又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20世纪30年代至70年代初是云南新石器时代考古的肇始期。此阶段始于1938年吴金鼎等人对苍洱地区的考古调查以及发掘工作。他们力求在区域性调查的基础上选择典型遗址发掘进而建立起苍洱地区文化编年。调查发现了38处遗址，年代涵盖了新石器时代至大理国时期。此次工作出土了一批以断线压纹陶和半月形石刀为代表的史前遗物，并发现了半地穴房址、窖穴等史前遗迹。他们初步判断这批遗存的早期阶段在石器时代或相去不远。
       经过40年代的停滞，建国以后至60年代考古工作逐步开展。1953年至1960年考古工作者通过一系列的调查，在滇池区域先后发现了官渡、石寨山、河泊所、石碑村、海源寺、白塔村、石子河等多处遗址。1957、1958年在剑川、保山、姚安、维西分别发现了海门口、马鞍山、方家屯、哥登4处遗址。1954年和1960年在昭通发现了马厂、闸心场2处遗址。1962年在西双版纳景洪附近发现了曼蚌囡、曼运、曼景兰、曼听4处遗址。1970、1971年通过对元谋盆地的调查发现了包括大墩子遗址在内的9个遗址。期间还对众多新发现遗址中的晋宁石寨山、昭通闸心场、剑川海门口、维西哥登、孟连老鹰山等进行了小规模发掘。
        此阶段发现虽多，但因为各种原因在研究上显得零散和不成熟，而且某些认识在今天看来是模糊甚至错误的。这一阶段，考古工作者将但凡出石器的遗址都笼统划入新石器时代，忽略了遗址本身存在的年代、文化差异以及小规模发掘和采集材料导致的认识局限。
       20世纪70年代初至90年代末是云南新石器时代考古的发展期。此阶段始于1972年元谋大墩子遗址的考古发掘。此后，宾川白羊村、剑川海门口等多个重要遗址被发掘或再次发掘。此阶段云南省文物考古工作蓬勃发展，特别是以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为契机，全境的考古发现层出不穷。在当时被认定为是新石器时代的遗址遍布全省。部分重要遗址进行了试掘或系统发掘。
       1972至1973年对元谋大墩子遗址进行了三次发掘。1973至1974年对宾川白羊村遗址进行第一次发掘。1974年对云县忙怀遗址进行试掘。1975年对麻栗坡小河洞洞穴遗址进行试掘。1978年对剑川海门口遗址进行第二次发掘。
       1981年对沧源丁来遗址进行发掘。1982年对耿马南碧桥洞穴遗址进行试掘。同年在永仁磨盘地遗址发掘了30座石棺墓。1983年永仁菜园子遗址进行试掘。1985年在永仁维的发掘了60座石棺墓。1987年对保山将台寺遗址进行试掘。1988年至1989年对通海海东遗址进行发掘。
       1993年对个旧倘甸遗址进行试掘。1994年至1996年对永平新光遗址进行了五次发掘。1997年再次在永仁磨盘地遗址发掘了8座石棺墓。1998年对云县曼干遗址进行发掘。1998年至1999年对景东丙况遗址进行发掘。
       这一阶段获取的丰富的考古材料为境内新石器文化整体性、深层次的研究夯实了基础。总结起来此阶段的研究和认识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的研究是此阶段的重点，关于年代、文化联系、族属等方面的分析穿插其中。
       汪宁生、李昆声、阚勇、王大道四人先后对云南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进行了整体研究。
       1980年汪宁生将云南新石器文化遗存初步划分为洱海、金沙江中游、滇池、澜沧江中上游、滇东北五个地区。同年，李昆声提出八个类型说。他将八个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命名为云南新石器文化的石寨山、闸心场、小河洞、曼蚌囡、大墩子、马龙、忙怀、哥登类型，分别对应滇池，滇东北，滇东南，滇南、西双版纳、金沙江中游、洱海、澜沧江中游、滇西北八个地区。1981年阚勇提出七个类型说，他与李昆声最主要的区别在于把李说当中的滇东南地区小河洞类型与滇南、西双版纳地区曼蚌囡类型合二为一称之为滇东南地区小河洞类型。1993年王大道在前人的基础上基于更多的考古材料提出闸心场、石寨山、海东村、小河洞、曼蚌囡、大墩子、白羊村、石佛洞、忙怀、大花石早期、哥登村十一类型说。相较与阚说新增了海东村、石佛洞、大花石早期三种类型，并将阚说的小河洞类型又区分为小河洞和曼蚌囡两个类型。
       在文化联系方面四人都认为自己所划分的地区或类型在具有自身特点的同时，之间也存在互相联系，而且还分别与四川西部、黄河流域特别是西北一带、东南沿海三个区域的新石器文化颇有渊源。王大道还认为其中的某些类型还可能与缅甸的史前文化有联系。
       关于云南新石器文化所对应的古代族属，除王大道未做探讨之外，其余三人均认为云南新石器文化的各个类型分别属于氐羌、百越、百濮三个古代民族系统。阚勇更是将其划分的七个类型分别对应了这三个系统。他认为白羊村、大墩子、石寨山、闸心场类型多属氐羌、百越系统；忙怀类型多属百濮、氐羌系统；小河洞类型多属百越系统；哥登村类型多属氐羌系统。
       第二，对个别类型遗存的研究在此阶段也多有触及。
       阚勇对云南印纹陶进行了论述，认为其萌芽阶段就在新石器时代晚期。耿德铭对怒江中游新石器时代的双肩石器进行了梳理。另外还对施甸出土的陶祖进行过探讨。张兴永对及云南境内出土的新石器时代动物遗存进行过分析。
       第三，元谋大墩子作为此阶段新石器时代的重要遗址，备受学界关注，不少学者对其进行过专门研究和讨论。
       陈廷凡对墓主的死因进行过探索，发现多为非正常死亡。段志刚对成人墓葬进行了分析，认为这批墓葬不是遗址所属氏族成员的墓葬，独立存在的石棺墓应该是大墩子新石器文化类型的一种特殊葬俗。张兴永对出土的动物骨骼进行过专门分析。阚勇和葛继芳对遗址反映的社会性质进行过探讨，认为已经从母系制社会分裂出来进入父系制氏族公社阶段。
       总的来说这一阶段的研究工作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各个领域均有涉及，认识也不断拓展和深化。但其文化谱系始终未建立、部分遗存年代判断有失偏颇等问题也显而易见。幸而这些问题在随后第三阶段的研究中被重视起来，并取得了突破。
       20世纪90年代末至今是云南新石器时代考古的突破期。这一阶段始于1999年元谋大墩子遗址第四次发掘。此阶段考古新材料不断涌现，在强烈课题意识的指引下，大墩子、银梭岛、白羊村、海门口等典型遗址被发掘或再次发掘，区域性文化序列雏形初现，许多历史遗留问题得以解决，研究领域呈现出硕果累累、百家争鸣的景象。
       进入第三阶段，伴随云南社会经济的发展，配合基本建设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广泛开展，特别是在配合几个大型水电站建设的考古工作中调查并发掘了大量包含新石器时代遗存的遗址。在鲁地拉水电站的考古工作中对永胜堆子、枣子坪2处遗址进行了发掘；在乌东德水电站的考古工作中对新村、长田、以鸡嘎、丙洪、腊甸5处遗址进行了发掘。
       除大量配合基本建设的发掘外，在逐渐强化的课题意识指引下，为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以最终构建云南考古文化谱系为目的，考古工作者对一批典型遗址进行了发掘。2001年对永仁菜园子和磨盘地遗址进行发掘。2003年对保山塘子沟遗址进行了第二次发掘。2004年对海东银梭岛遗址进行第一次发掘。2006年又进行了第二次发掘。2008年对海门口遗址进行了第三次发掘。另外对景洪娜咪囡、元谋磨盘山、宾川白羊村等多个重要遗址还进行了发掘。
       境内和周围区域的新材料不断涌现，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逐渐拓展，以往一些较为局限甚至错误的认识得以修正，各个领域的研究突飞猛进。这一阶段的研究和认识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随着对部分典型遗址的系统发掘和研究以及对以往考古材料的深入解读，此前部分被认定是云南新石器时代晚期或铜石并用时代的遗存以及它们所代表的考古学文化被甄别为属于青铜时代早期。
       综合孙华、刘旭、李昆声、闵锐等人的认识，被甄别出来的遗存有马厂遗址、闸心场遗址、野石山遗址、石佛洞遗址、海门口遗址二期和三期前段、大花石遗址早期晚段。学界关于上述遗存年代属性的甄别基本上形成共识。
       第二，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的研究方兴未艾。基于诸多系统发掘的材料对云南新石器文化整体面貌的归纳和总结更为科学。
       刘旭依据确凿的考古发掘材料和测年数据将云南新石器文化分作早、中、晚三期。早期年代为公元前11000～5000年，重要的遗址有景洪娜咪囡洞和保山塘子沟遗址两处。中期年代为公元前5000～3000年，这一期在云南尚无可确认的遗存。晚期年代为公元前3000～1800年，可粗分为较早及较晚两个阶段，阶段之间有缺环。较早阶段的年代约为公元前3000～2900年，以银梭岛一期为代表，可确认的所属遗存较少。较晚阶段的年代为公元前2600～1700年，遗存最为丰富。他以可靠的发掘材料为依据，归纳出较晚阶段境内四种考古学文化，分别是金沙江以南的龙川江谷地向西直至澜沧江中游区域可区分为大墩子、白羊村、新光三个类型的考古学文化，剑湖区域以海门口一期第9层、第8层遗存为代表的考古学文化，滇池区域西山天子庙下层遗存反映的考古学文化和杞麓湖区域以海东遗址为代表的考古学文化。李昆声等在《云南考古学通论》一书中对李昆声在上个阶段提出的“八个类型说”进行了修正补充，将海东遗址第7层遗存及邻近老空山、大坝山、钱家嘴、凹腰山遗址，银梭岛遗址第50～57层遗存，海门口遗址第10层遗存，石佛洞第8层以下的遗存划入新石器时代中期。晚期依然延续前说划分为八个类型。另外，对个别区域文化的探讨也在不断推进。
       需要重点指出的是这一阶段部分学者转变研究方法利用一系列典型遗址的发掘材料并结合之前的诸多发掘材料，力图建构区域性文化序列和编年框架，夯实考古研究基础，并取得了可喜成果。万娇以银梭岛遗址的材料为主干根据自己对该遗址的分期结论结合白羊村和新光两个遗址的资料，将苍洱地区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序列大致梳理为银梭岛第一大期最早，随后区分为银梭岛第二大期和新光文化，白羊村早期和晚期承袭银梭岛第二大期继续发展。并明确银梭岛第二大期文化的地域分布为北以永仁菜园子遗址为界，西不过新光遗址，东界暂定于大墩子遗址，南界尚不清楚。其余期别的地域范围还显模糊。陈苇将金沙江中游南岸新石器文化分为大墩子和白羊村两个类型，并划分为两期3段。一期为大墩子类型，分为两段，1段的代表性遗存为大墩子一段和菜园子一段，2段的代表性遗存为大墩子二段、菜园子二段和磨盘地。二期为白羊村类型，以白羊村新石器时代遗存为代表。
       第三，文化联系与族属的认识更为细化并出现一些新观点。
       关于文化联系，学者在进行区系类型研究时多有触及，总结起来与上一阶段的认识大体相同，部分研究者的认识更为细化。周志清在对澜沧江流域新石器文化的研究中认为新光类型与西藏卡若类型有一定联系，而卡若类型对金沙江中游的影响更为深远。忙怀类型中的有肩石斧和靴型石钺极有可能来自于怒江流域原始文化。彭长林认为新石器晚期云贵高原东、南地区受岭南文化影响很大，传播途径为珠江流域上游地区水陆通道。
       关于族属问题，期间大部分学者依然以氐羌、百越、百濮三大民族系统来对应境内的新石器文化。杨帆则在蒙文通、童恩正等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百越并非族属概念当是九五服制之外属方外之地的地域概念，包含了不同的民族。
       第四，对个别类型遗存的研究在这一阶段仍在继续。
       王仁湘对西南地区史前陶器衬花工艺进行过研究，其中包括大量云南新石器文化的材料，认为其技法起源与彩陶有一定的联系。陈娜对云南地区的打制双肩石器进行过讨论，认为此类石器有可能发源于云南西部磨制石器文化，尔后影响了云南青铜器造型。彭长林等在对有肩有段石器的研究中认为，云南的同类器物是由粤北起源后沿海路传入越南后向北先后传入滇东南、滇中和滇东北地区。
       石棺葬作为藏彝走廊一类特殊的遗存历来备受学界关注，在上个阶段就有很多学者进行过探讨，云南新石器时代的石棺葬也经常被研究者引用。石棺葬分布范围广、时代跨度长，云南新石器时代的材料大多作为大时空研究的一部分被简要论述，专文讨论者并不多，但部分学者认为金沙江中游以大墩子、菜园子为代表的新石器时代石棺葬可能为独立起源。
       植物遗存和人骨遗存的分析为考古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视野和证据。向安强等对保山昌宁达丙营盘山新石器遗址出土古稻进行了分析研究，得出可能是云南粳稻前身等结论。金和天等对大墩子遗址浮选出的植物遗存进行了分析研究，鉴定出粟、黍、稻三种农业产品，得出该遗址的农业为旱作和稻作混合农业的结论。认为云南地区的粟作农业应该来源于西北地区。赵东月等对白羊村遗址发现的人骨进行了研究，得出该遗址女性居民与同时期周边的古代女性居民都存在某种程度的差异，与时代较晚的云南堆子女性居民体质特征最为相近，与先秦时期古西北类型和古华南类型也有较多的相似之处等结论。同时推测无头葬应不是猎头习俗所致。周亚威等通过对元谋磨盘山遗址人骨的研究，认为磨盘山人群似乎与中国东南沿海地区新石器时代的远古人类有着更密切的联系。
       1938年吴金鼎等人的考古工作开启了云南新石器时代考古发现与研究的篇章，至今已有80余年。80余年里考古工作者不懈努力，对云南新石器时代文化的了解和认识从无到有，研究不断深化，收获了不少成果。云南因为独特的地理位置，周边的各种人群南来北往，不同文化或直接或间接在此传播交汇。复杂的自然地理环境更是导致各区域文化发展进程和模式出现差异。大区域单纯性的文化面貌几乎不存在，甚至很多同一遗址都包含有复杂多样、不同来源的文化因素。云南新石器时代的遗存发现虽多，但经过系统发掘的仅占很小比例，堆积厚、序列完整的典型遗址更是屈指可数。收获虽多，但整体文化发展序列缺环明显，时代偏早的遗存几乎处于空白；区域性文化序列和编年框架的建立也仅在滇西初见成效；对部分不同文化以及文化因素的区分、联系、源流的认识尚不清晰。诸多问题尚未解决，云南新石器时代的考古仍有很长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