闵锐
2021年是中国考古学诞生100周年，100年的中国考古学为认识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做出了伟大的贡献，全国各地纷纷发起纪念“中国考古百年”系列活动。云南考古已近百年，元谋人化石地、晋宁石寨山滇王墓等重大发现，向我们展示了红土高原波澜壮阔的人类进化和文明发展的历史画卷。改革开放以来的江川李家山青铜时代墓地等系列重大考古新发现、通海兴义遗址田野考古一等奖等获奖项目，记录了云南考古人可歌可泣不懈努力的历史，云南考古成为百年中国考古的重要组成部分。
本篇为“云南考古”公众号推出的纪念中国考古百年系列文章之二，旨在展示云南考古的成就，致敬伟大的中华民族，致敬中国考古，为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继续奋斗。
滇西的洱海一直是个令人向往的地方，上学时从电影《五朵金花》中知道这里山美、水美、人更美，阿鹏和金花对歌的场面一直印象很深。1989年9月同张新宁老师第一次出差大理，对海东水泥厂区石棺墓葬和白王洞遗址进行调查，开始对大理有了初步的认识。
洱海区域，主要是以大理白族自治州为主的区域。澜沧江水系、红河水系、金沙江水系二纵一横流经此区域，红河的源头就在大理巍山县境内。洱海区域既是滇西地区沟通南北东西的交通要冲，也是青藏高原东缘“民族走廊”的南段所属，历史上民族众多，迁徙频繁。区域内的洱海、祥云、弥渡、巍山、剑川、永平、宾川盆地自然条件优越，分布有大量的新石器时代晚期至青铜时代、南诏大理时期遗存。
1938年11月至1940年6月，吴金鼎、曾昭燏等在大理洱海区域进行了调查，共发现遗址38处，并对其中6处进行了勘探清理。这次工作正式开启了云南现代考古及研究工作的序幕。
20世纪50-60年代。这一时期的研究，主要是针对单个遗迹或墓地进行，因为大部分遗存均属首次发现，所以研究主要集中于对该区域文化面貌特征的描述与认识上，根据出土器物特征，分析了当时的社会特征，并与周边相邻区域的文化进行了对比。
20世纪70-90年代。这一时期是云南省考古事业发展的第一个黄金时期，大量重要遗址、墓地被发现并进行发掘，使学界对滇西洱海区域的考古学文化面貌有了更全面的认识。
1993年3月，我第一次领队发掘大理大丰乐墓地，至1995年完成。共发掘清理墓葬987座，完成资料整理并出版考古报告，将这一区域唐代末至明代末的火葬墓分为六期，火葬墓葬具演变、变化有了对应时代的标型器。这本报告也是之前20年来云南出版的第一部考古报告。在这次工作中恰遇“千年赶一街，一街赶千年”白族三月街，观看了对歌、赛马，了却了多年心愿。
1995年，领队发掘下关苗圃山遗址。发掘清理南诏大理时期窑址18座，元明时期火葬和石室等墓葬27座。发掘成果为研究南诏大理时期窑业生产和窑址布局、窑的建造方式等提供重要资料。
进入21世纪后，随着考古学科的发展和不断进步，多学科合作在考古领域的优势日益突显。田野工作中，发掘方法的细化，各种科技手段在获取文化遗存和自然遗存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利用科学手段获取的大量信息丰富了我们对各遗存文化内涵的认识，推动了文化研究的进程。
2003年和2006年两次领队发掘大理银梭岛贝丘遗址。银梭岛位于大理海东镇，为洱海东南的近岸小岛，发掘面积共600平方米。遗址地势总体南高北低，地层呈斜坡状堆积，部分探方堆积厚6.7米，划分地层多达65层。遗址发掘工作较为细致，所有的出土都经过细筛，尽量获取古代存留信息。遗址遗存可初分为五期，年代从距今5000至2400年左右，中间虽存在时间缺环，但基本可以构建起遗址的考古学文化编年。
2005年领队对大理阳苴咩城遗址大凤公路所涉及的区域进行考古发掘，发掘面积8000平方米，清理大量南诏大理时期遗迹，出土大量遗物，为了解城址基本布局、城址保存状况及城址研究提供重要材料。
2008年领队发掘剑川海门口遗址，同时对发掘区周围进行了勘探，确认了遗址总面积超过10万平方米，木桩分布集中区面积也达到2万平方米，是目前已知的国内面积最大的水滨木构杆栏式建筑遗址。此次发掘，重新细分了文化堆积，出土遗物不再是混在同一地层、仅仅作为反映该区域文化面貌的典型器物，而是明晰了不同的出土层位的器物组合，体现了文化的发展演变过程；通过对各层组遗迹遗物特征演变的梳理，明确提出了各期遗存的相对年代：第一期为新石器时代晚期，第二、三期之间虽有缺环，但分别属于云南青铜时代早、中期，初步建立起了剑湖周边区域考古学文化年代序列。遗址年代约为距今4000至2400年。经过科学、细致的工作，发现遗址是目前国内最大的水滨木构杆栏式建筑遗址、稻麦复种技术发现最早遗址、滇西最早进入青铜时代的遗址，因其重要性发现，入选“2008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学论坛——2008年中国考古新发现”。
白羊村遗址1973-1974年第一次发掘，揭露面积290平方米。2013年领队对遗址进行第二次发掘，发掘面积100平方米，遗址堆积最厚达5米多，地层可划分为25个，揭露遗迹1200余个，其中灰坑242个、房址18座、土坑墓17座、瓮棺葬5座、火堆11处，另有部分活动面和大量柱洞。出土器物有石器、骨器、蚌器、陶器及青铜器。初步可将遗址遗存分为三期，三期年代跨度为距今4600至3700年间，为区域考古学文化谱系研究和文化编年建立提供科学资料。本次工作，我们开始应用数字化技术，同武汉数文一起构建起白羊村遗址考古发掘数字化管理系统，并根据实际需要进行调整。遗址也因为发掘科学、规范、细致，数字化技术和数字化管理系统应用、综合研究及时参与，发掘获评“2011-2015年中国田野考古二等奖”。
2014年，领队发掘祥云大波那墓地。墓地是目前发现的滇西地区战国至西汉时期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一个墓地。位于大理州祥云县刘厂镇，地处龙山和象山以南。1964～2014年进行4次清理发掘，共清理墓葬29座，遗址区发掘150平方米，出土器物约500件。年代约当公元前4世纪前后，该发现填补了洱海区域战国至西汉这一时段考古学文化的空白，为构建这一地区考古学年代框架、了解曾经在战国到西汉时期作为云南地区最强大地方族群"昆明人"的文化面貌提供了重要资料。因其重要性的发现，发掘入选“201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学论坛——2014年中国考古新发现”。
2017年至今，负责丝绸之路南亚廊道云南段的资料初查工作。目前，已经基本完成主要道路的初查和一些关键节点的考古勘探工作，在洱海周边区域新勘探确认了旧站和古城村两个汉晋时期城址，这是在该区域的重要工作收获。
银梭岛贝丘遗址是新发掘的遗址，海门口、白羊村和大波那则是经过多次工作的遗址。由于新技术、新手段在发掘工作中的运用，我们从遗存中所获得的信息更加丰富、全面，对遗存文化面貌、内涵及发展演变轨迹的认识更加清晰。如海门口第三次发掘，发掘过程中利用了浮选、水洗等方法，获取了大量动物骨骼和植物种子，不仅丰富了遗存种类，对认识古人类的生产生活状况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而且也为更加准确地测定各期年代提供了依据。
银梭岛、白羊村遗址堆积丰富，通过细致的发掘清理工作，对地层及各遗迹现象的判断与划分，洱海区域早期考古学文化的发展脉络更加清晰，填补了该区域新石器时代晚期至青铜时代发展阶段的缺环部分，对该区域的文化发展序列研究有了突破。
我在洱海区域考古工作的30年，老一辈考古学家们给予了无私的帮助。我刚毕业不久，已故的著名考古学家张增祺先生就对我说过：“考古工作区域不要图大，把一个小区域的研究工作做好就已经是有贡献了”，他毕业到云南工作前，苏秉琦先生也是这么对他说的。这30年里，所里和地方的同志们同我一起跋山涉水搞调查，风吹日晒搞发掘，挑灯夜战搞资料整理写报告，长时间专注于洱海区域的研究，取得了许多重要的收获，这同大家多年的共同努力和家庭的支持是分不开的。这些重要的考古发现，对推动构建洱海区域考古学文化发展序列研究提供了科学材料和持续研究的可能，并为这一区域的历史、文化、民族学等研究提供重要资料。
文物考古工作任重道远，但前途一片光明。习近平总书记对文物工作作出过重要指示，他强调，文物承载灿烂文明，传承历史文化，维系民族精神，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是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深厚滋养。保护文物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全面贯彻“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工作方针，切实加大文物保护力度，推进文物合理适度利用，使文物保护成果更多惠及人民群众。文物考古工作者们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一定会赢得社会的尊重。
银梭岛遗址
银梭岛遗址发掘现场
海门口遗址
海门口遗址发掘
海门口遗址发掘—测绘
白羊村遗址
白羊村遗址发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