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人说“竹”（1月）|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关于早期陶器，早已有学者进行过相关研究。早期陶器的成型方法大致相似，以捏塑法、泥片贴筑法、泥条盘筑法为主；陶器胎壁一般厚薄不均[1]。“泥片贴筑法”，即以模具作为内衬，由若干大小不一的泥片相互粘接拍打成型[2]。目前并未发现（或未被确认）确切的作为陶器内衬的模具，但从目前发现的一些早期陶器内壁存在近似于绳纹或蓝纹的印痕来看，我们可以大致推测，作为内衬的模具可以有藤编、竹编、木制或其它植物类内衬。如我国江西万年仙人洞出土的新石器时代早期的陶器，发现了器内外壁有绳纹的印痕，可能是以编制或木制的容器为模具[3]。

竹子，主要生长于热带、亚热带及暖温带地区，在温暖湿润的环境中繁荣生长。竹条的韧性好，可塑性强，原材料易获取，是南方地区作为制作陶器模具的理想材料。从目前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早期的陶片来看，南方地区多圜底器或尖圜底器，北方地区多平底器[4]。我们推测，以竹篾或竹丝编织出圜底模具，将泥片贴附于模具外，由底部至口部顺延，一边贴筑一边以卵石垫于内壁，外壁用另一卵石或其它坚硬物拍打，以使泥片充分粘合，成型后阴干，再进行野外堆烧，一件完整的陶器就产生了。早期或许由于技艺水平的限制，陶器成型需要模具来支撑；随着制陶工艺的发展和技术的日趋成熟，模具这一步骤似乎就逐渐被省略了。

竹器与髹漆工艺

春秋至秦汉时期是我国漆器发展的黄金时期，其中又以战国时期楚墓中出土的漆器保存最好、出土数量最多、种类最丰富，纹饰精美、造型各异，极具地域特色。漆器的制作根据器类的特性，来选择不同的胎体。木胎是漆胎中应用最为广泛的种类，几乎囊括了所有的漆器种类；其制作方法主要有斫木成型、卷木成型、镟木成型以及雕刻、拼接等[5]。另有竹胎、夹纻胎、皮革胎、陶胎、金属器胎等。

竹胎漆器大致出现于春秋时期，兴盛于战国至秦汉时期。利用竹片、竹简、竹筒和竹篾为原料形态，以斫制、锯制和编织三种方法制成胎体，再在器表髹漆；圆筒形的竹矢箙和竹筒等竹胎漆器，则用天然竹锯制成器，再髹漆和彩绘花纹[6]。由于竹类胎体较轻便，韧性好，可塑性强，在漆器制造业也一直占有重要地位。

竹器在楚人的生活里占据了重要地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丧葬用品，如竹席、竹帘等。如包山楚墓二号墓，椁上铺有八领竹席，铺设方法是先铺四角，四领竹席均在中部重合，其上放重叠的四领竹席。紧贴椁盖板的四领竹席外侧均下垂至盖板之下[7]。《礼记》中记载了很多棺饰，最主要的三种：褚、帷荒、池。褚是直接衬覆棺的素锦，褚之外是帏荒，池是竹编织的笼罩，挂垂于荒的边缘端，象征宫室的屋檐。池下悬铜鱼，柩车动，则“鱼跃拂池”[8]。则包山二号墓的竹席，很可能就是“池”。

日常生活用具，如漆奁、漆盒、竹枕、竹笥、竹扇、竹篮、竹笼等。湖北江陵望山1号墓出土了竹笥33件。最大的一件竹笥，近正方形，残存底及盖面，形制相同，均由内外两层构成，其中外层竹篾窄而薄，且分别髹红、黑漆，采用矩纹编织法制作（即由髹黒漆篾片的纬条穿于髹红漆篾片的经条下3根，并分别压于经条上1-3根，编成矩形纹样，又在矩形纹里编织出连续的小“十”字形纹）；内层的篾片较宽且厚，未髹漆，采用人字纹编织法制作；竹笥的盖面与外底四周各有2条宽竹片、中部也有横三竖二的宽竹片加固[9]。根据文献记载，竹笥主要用于盛放衣物、食物，也有放置射箭器之用，而从目前考古发掘的情况看，竹笥所盛放的物品远不止于此，从木梳、木篦到漆勺、漆盘，从竹简到丝织品、玉佩，除了文献所提及的衣物、饭食、射箭用具外，还有饮具、食器、乐器、梳妆用品具、文书工具、竹简、度量衡用具及明器等，一器多用，用途非常广泛[10]。

乐器，如排箫、箎、舂牍等。湖北枣阳九连墩最南部的一号墩发掘了两座大型楚墓[11]，为夫妻异穴合葬墓，两墓的乐器均保存较好且相对完整，涵盖了周代“八音”之金（铜）、石、革、丝、匏、竹、木七类，是迄今出土乐器数量最多、组合最齐全的楚墓。其中的竹乐器，1号墓出土了舂牍1件，2号墓出土了箎4件、排箫2件、舂牍1件。除排箫外，其余竹乐器均髹漆。2号墓出土的舂牍，残长226.7厘米，直径3.44-3.7厘米，由整根竹杆修削而成，可见七个竹节，保存较好的一端从竹节处外侧砍断，中空。上或下端内壁上呈长方形横穿四个细长孔。除上端或下端竹节外，中部每个竹节均以红漆装饰纹样，上下端绘一周对称连续斜角卷云纹，中部红漆填实。《周礼·春宫·笙师》：“笙师掌教龡竽、笙、埙、籥、箫、篪、笛、管，舂牍、应、雅，以教祴乐。凡祭祀、飨射，共其钟、笙之乐。燕乐，亦如之。大丧，廞其乐器。及丧，奉而藏之。大旅，则陈之。”则西周时，已有专门的乐师--笙师，来掌管教授吹奏舂牍了。

武器，如弓、积竹柲等，均使用了竹作为原材料。大部分竹器表面髹漆，在兼具艺术性的同时，对竹器本身也起到了加固作用。积竹柲，即长杆兵器的柄，其内芯为木条，外表裹上竹条片，再用丝绳将整体紧紧的缠绕，最后数次髹漆而成；内部的硬木保证了强度，外层的竹片又增加了柔韧性，髹漆与捆丝保证了柄的整体严密性[12]，这样复合加工的工艺使长柄兵器既可远距离杀敌，又不至于在拼杀过程中轻易折断。

简牍

在纸发明及广泛使用以前，简牍是最重要的文字载体之一，竹材为简，木材为牍。目前发现的最早的简牍以战国早期的曾简和信阳楚简为代表[13]；而简牍的使用，可能早到殷商时期[14]。战国至秦汉时期为简牍的发展高峰期，如曾侯乙墓竹简、包山楚简、云梦睡虎地竹简、郭店楚简、放马滩秦简、里耶秦简、居延汉简、银雀山汉简、肩水金关汉简等。其中竹简的制作过程是：先把竹子锯成长度合适的筒状，再劈成一片片的篾片，削薄，并打磨光滑，经火烤或晒干后，就成为了单根的竹简；然后在需要固定编绳的地方切割出小契口，编绳往往使用丝或麻，也有用牛皮制成的绳子，将单根竹简串联在一起，即“韦编”，就形成了竹简[15]。

根据记载内容，简牍大致可分为文书和书籍两类。所谓“书籍”，大致相当于《汉书·艺文志》“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数术略”、“方技略”的范围。文书是简牍的大宗，目前发现的文书简牍形成了四个颇具规模的集群：居延简牍文书群、敦煌简牍文书群、湖北简牍文书群、湖南简牍文书群。居延简牍文书群涉及多层级机构，包括都尉、屯田官、诸侯官等，文书中不乏中央朝廷与及诸郡国往来的文件，文书种类是诸集群中最多的，是研究简牍文书学的极佳资料。敦煌简牍文书群中最重要的是悬泉汉简的发现，通过简文可知悬泉置遗址为传置遗址，是当时管理交通体系的机构。湖北简牍文书群，简牍多出于墓葬中，有较多的法律文书，是研究秦汉法制史的绝佳资料；另有其它类型的行政文书。湖南简牍文书多出土于古井窖，多是废弃的文书或过时被销毁的档案，其内容与衙署的性质密切相关，包括户籍人口登记、缴纳赋税、侦查追捕罪人、诉讼、司法文书、统计文书等等[16]。

简牍记录的内容涉及当时社会的各个方面，我们不仅可以通过简牍记载的内容，了解当时的社会、经济、文化、宗教、思想、习俗等，有的还能与传世文献、考古发掘资料相印证，使我们更接近于历史的真相。

近现代少数民族的利用

云南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及普洱市、临沧市下辖的部分区县，为傣族聚居区。该区域属热带季风气候，光照充足，雨量丰沛，植被茂密，其中随处可见的竹，成为了傣族人民生产生活里不可或缺的物品。

由于气候湿热，当地流行用竹搭建干栏式竹楼，这样的竹楼一楼可饲养牲畜，可堆放农具杂物等；二楼用竹篾编织的竹墙作为隔挡，房间通风透气，是傣族人民主要的生活区；用竹编织的箩筐、提篮、桌子、小板凳、小柜子等，在傣族地区非常常见；竹筒可以作为炊煮工具，烹饪竹筒饭、竹筒鱼等；竹子中生长的竹虫，是当地一道特色的美食；在有溪水河流的地方，用竹可搭建桥梁，或制成竹筏......竹制品在傣族人民的生产生活中占据了重要地位。

无论是史前、历史时期，还是近现代社会中，竹制品不仅仅满足了人们日常生产生活的基本需要，还在此基础上不断推陈出新，创造出大量兼具实用性与艺术性的器具，为人类留下了珍贵的文化遗产。

[1] 郁永彬、吴隽、张茂林、吴军明、李其江、方涛、江夏、梁铎、吴瑞、李家治：《南方地区若干典型遗址出土早期陶器工艺比较分析》，《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2011年11月，第23卷，第4期。

[2] 俞伟超：《中国早期的“模制法”制陶术》，《文物与考古论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

[3] 星灿：《纸盆、火盆和陶器的起源》，《文物天地》1998年第4期。

[4] 赵朝洪、吴小红：《中国早期陶器的发现、年代测定及早期制陶工艺的初步探讨》，《陶瓷学报》2000年12月，第21卷，第4期。

[5] 葛汉卿：《楚漆器艺术特色探析》，《科技创新导报》2012年，第31期。

[6] 中国漆器全集编辑委员会编：《中国漆器全集1 先秦》，福建美术出版社，1997年。

[7] 湖北省荆沙铁路考古队：《包山楚墓》，《文物出版社》1991年。

[8] 高崇文：《楚墓的考古发现与研究》，《古代文明》第8卷，文物出版社，2010年。

[9]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陵望山沙冢楚墓》，文物出版社，1996年。

[10] 黄秋雯：《笥器考略》，《广西博物馆文集》，广西人民出版社，2018年。

[11]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襄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北枣阳九连墩M1乐器清理简报》，《中原文物》2019年第2期；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襄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北枣阳九连墩M2乐器清理简报》，《中原文物》2018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