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 宗 品
早在宋代，云南出土的朱提堂狼铜洗已经进入当时金石学家的视野，宣和《博古图》就有朱提堂狼洗的著录与考释。不过那不是现代意义上的考古，云南现代考古活动的萌芽，可以追溯到1926年冬至1927年春，美国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组织的中亚考察队进入云南考察,算来已有95年了。
以这次考古活动为标志，之前的金石学研究比较简单而传统，可以算作云南考古的古典时期。之后的考古活动进入了经典考古学时期，至1988年成立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止是经典考古学前期，这一时期以考古地层学为基本的方法论开展工作；1988年至2003年是经典考古学后期，考古地层学与类型学得到熟练运用，考古发掘科学规范并取得了系列重要考古发现。以2003年耿马石佛洞遗址发掘采用浮选法等新方法为标志至今，不断完善多角度多学科合作进行发掘的方法，开始了云南新世纪考古学阶段。古典、经典前期、经典后期、新世纪考古四个阶段，大致代表了云南考古发展变化的概貌。
一
云南古典考古时期的考古活动发端于北宋兴起的金石学著录与考释，北宋赵明成所著《金石录》第二百九十三条既著录“晋云南太守碑”云“右晋云南太守碑，文字残缺，其姓氏名字乡里,皆不可考”。宋代王向之著《舆地碑记目》也载有袁滋碑记“大唐南诏王碑,在石门界。唐贞元七年袁滋题。”
元代大德年间李京撰《云南志略》记录了爨龙颜碑“今陆凉州有爨府君碑，载爨氏出楚令尹子文之后。”由此可见元代已有此碑记载，自此以后历代金石家对此碑都有记载和研究。清乾隆四十三年，在曲靖城南越州扬旗田发现了爨宝子碑，对爨碑的研究又再次掀起高潮。
云南古典考古时期的另一重要内容是朱提堂狼铜洗的著录考释。最早见于宋代宣和年间《博古图》卷二十一“阳嘉四年青蛉”铭，青蛉经考为大姚、姚安一带。明清以来，著录朱提堂狼洗风气颇盛，主要著作如冯云鹏《金石索》、阮元《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梁诗正《西清古鉴》等，这些著作中著录的朱提堂洗经粗略统计约为40件左右。
二
1926年冬至1927年春，美国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组织中亚考察队进入云南，考察队成员纳尔逊在元谋龙街发现了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一处。另一成员格兰阶在元谋盆地东侧、县城马街南面5公里处发现马、偶蹄类、象、犀牛化石。1932年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出版了《中亚调查记》，书中记载了中亚考察队在元谋盆地的考察情况和收获。
1929年冬，著名考古学家卫聚贤、张希鲁等人在昭通“亲自多次去访问梁堆的一切古迹”，经调查得知梁堆为汉晋间墓葬遗迹。1930年春季,昭通奉教育厅命筹备省立民众教育馆，卫聚贤等再次提出梁堆有发掘的价值，并获通过。这次考古调查发掘经过了审批，发掘中运用了照相、拓片等记录方法，发掘情况发表于卫聚贤所著《中国考古学史》，由商务印书馆于1937年2月出版。
1937年，贾兰坡、卞美年在邱北县黑龙箐村附近调查了一处洞穴遗址，发现人工打击石器、动物烧骨等遗物。
1938年11月，前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吴金鼎前往大理调查古迹。在大理期间，见有英国人类学家费子智（Fitzgerald）收集的小石凿及太和城出土的残陶片，以此作为线索，仔细调查了太和城、阳苴咩城、白王冢、三塔寺、一塔寺等处古迹。1939年3月19日获得发掘执照，另由博物院增派曾昭燏、王介忱二人参加工作。苍洱地区的这次调查发掘工作，是云南第一次科学发掘，申领有正式发掘执照，按科学布方分层清理发掘，最后于1942年编辑出版了 《云南苍洱境考古报告甲编》一书。
1941年8月，万斯年等人到剑川县城北部，发掘出土陶火葬罐5件、粗瓷花瓶2件，并有骨灰、护心镜、铜镯等遗物。这次发掘虽够不上科学，但为云南最早发掘火葬墓的记录，发掘资料以《云南剑川元代火葬墓之发掘》发表于1957年1期《考古通讯》。
上述考古工作只是一鳞半爪的初步探索，未能对云南考古学文化取得有效的认识，尤其对云南考古学中占有重要地位的青铜时代文化，完全未发现其踪迹。
新中国成立后云南第一次考古发掘由云南省博物馆考古发掘工作组担纲，1955年3月在晋宁石寨山发掘墓葬2座，出土铜鼓等重要遗物。第二年开展的第二次考古发掘取得了惊人的发现，在M6中出土黄金质地的“滇王之印”，与《史记·西南夷列传》所载汉武帝元封二年“赐滇王王印”相吻合，石寨山被确认为滇王墓地，这次发掘在郭沫若、郑振铎等人的关心下，在1959年很快出版了单行本的《云南晋宁石寨山古墓群发掘报告》。随后在1958、1960、1996又进行了三次发掘。石寨山墓地出土了许多数量庞大风格独特的随葬品，特别是青铜储贝器、扣饰、铜枕、持伞俑等别具特色，储贝器上铸造圆雕主题场景的特点，成为了解云南早期多民族格局形成阶段历史的主要材料，冯汉骥等知名专家对相关材料进行了最早的考释，古滇国的社会风貌栩栩如生地再现于世人面前。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三星堆发掘之前，石寨山一直是西南考古排在第一的最重要发现。
1956年初开始在开远小龙潭煤矿发现5枚古猿牙齿，当时定名为开远森林古猿，同年还在丽江木家桥发现3根人类股骨化石；1965年因修建成昆铁路，中国地质力学研究所发现了元谋人牙齿化石，直到70年代初期才正式进行研究报道为直立人元谋亚种，至今仍是我国境内年代最早的人类化石。1958年初黄展岳等人对滇池东岸贝丘遗址进行了比较系统的调查并初步认定为新石器时代遗存。20世纪60年代初期云南省文物工作队发掘了安宁太极山墓地、祥云大波那木椁铜棺墓、大关—昭通东汉墓。云南各项考古工作在新中国建立后的十多年期间陆续开展起来。
文革后期云南文物考古工作率先恢复，一批重要的考古发现出现在这一时期，首先是元谋人化石地的研究报道和大规模发掘。关键的是1972这一年，年初开始发掘元谋大墩子遗址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1973年1月还在大墩子发掘工地举办了第一期文物考古学习班，然后在同年11月又开工发掘宾川白羊村遗址，1974年调查云县忙怀遗址，1975年试掘麻栗坡小河洞遗址，一系列炫目的新石器时代遗存开始显示云南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面貌。1972年1月，江川李家山青铜时代墓地发掘，比大墩子遗址发掘还要更早一点，呈贡天子庙墓地于1975年3月开始第一次清理，楚雄万家坝墓地发掘则稍后于1975年5月进行。这一时期考古地层学得到重视，后来又补充进行了碳十四标本测年。
改革开放的春风，为云南考古注入了前所未有的活力。1975年开始发掘的禄丰古猿，当时认为属于人类最早阶段的腊玛古猿并引起国际关注。1977年开始到1982年，七次发掘曲靖八塔台墓地，德钦纳古、石底石棺墓以及昆明上马村墓地也在1977年发掘。1978年开始发掘剑川海门口遗址，1979年发掘剑川鳌凤山墓地。1986年发掘昭通营盘村墓地和昭通赵家岩崖墓都由阚勇领队并在考古工地殉职，1987年发掘个旧石榴坝墓地，1988年发掘中甸克香石棺墓。这一期间青铜时代考古，工作范围不再局限于滇中重点地区，而是在云南的不同区域全面展开，碳十四测年技术被广泛应用，云南青铜时代的考古学文化呈现出复杂的面貌。
这一时期的新石器时代考古不太活跃，永仁菜园子及维的两处石棺墓、保山塘子沟是这一期间规模不大的两次发掘。1986年发掘了腾冲来凤山火葬墓地，1987年发掘宜良孙家山火葬墓地，都具备相当大的规模，云南考古从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为主扩展到了历史时期考古。1988年在元谋小河梁子发现的元谋古猿头骨化石，之前发现的呈贡昆明人化石，都是这一时期重要的考古发现。
建国之前、建国初期、文革后期、改革开放初期四个小阶段，属于云南经典考古前期阶段，现代考古学的地层学、年代学逐步建立，云南各个时段的考古学文化面貌逐步被描述，但类型学还没有普及，试图进行分期与建立文化序列的努力尚处于萌芽时期，建国以来的系列考古发掘工作基本都是内设于云南省博物馆的云南省文物工作队主持进行的。云南考古发展的迅猛势头促成了1988年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成立，云南考古进入了第三个阶段，即经典考古后期。
三
1989年云南考古遍地开花，这年开工发掘了嵩明凤凰窝、宜良纱帽山、蒙自鸣鹫、个旧黑玛井四处青铜时代墓地；第二年将工作重点转移红河流域，发掘了元江打蒿陡墓地，随后的新发掘地点包括昌宁坟岭岗、曲靖横大路、昆明羊甫头、曲靖平坡、会泽水城等青铜时代墓地，以及玉溪刺桐关遗址的发掘；这一阶段重要很的特点是对70年代发掘过的地点作重新发掘，如江川李家山、晋宁石寨山、呈贡天子庙、安宁太极山。
这一时期新石器考古重新提到重要日程，通海海东、龙陵大花石、永平新光遗址、南华孙家屯、云县曼干、元谋大墩子、永仁菜园子、鲁甸野石山、耿马石佛洞等，遗址类型包括贝丘、台地、洞穴各不相同的类型，有的地点还发现了少量的铜制品，提示从新石器到青铜时代的过渡转换有着很明显的云南特色。历史时期考古的重要发掘项目有大理大丰乐与苗圃山、泸西和尚塔、建水苏家坡、保山陶官五处火葬墓地，大理太和城、保山诸葛营的发掘将城址考古开展起来。
古人类研究室当时还隶属于云南省博物馆直到1995年，也进行了元谋小河与竹棚、保山塘子沟、蒙自马鹿洞、江川甘棠箐旧石器时代遗址发掘。
经典考古后期阶段的主要特点是地层学、类型学为基础的田野考古注入了文化区系类型、文化因素分析的概念，发掘报告的编写质量大幅度提高，试图建立云南新石器考古、青铜时代考古文化序列的努力受限于复杂的考古材料尽管未能完成，但越来越丰富的发掘材料已经能窥见云南史前到文明阶段转换的大致面貌。
四
进入新千年以后，云南考古迎来了新的一个时期，将边境考古作为重要内容，在2003年发掘耿马石佛洞时，与多个机构合作进行的发掘采用了浮选法等新手段，逐步进入到实验室考古的新阶段。
晋宁石寨山、剑川海门口、大理太和城成为重点对象的大遗址发掘项目，将同一地点分年度逐步进行精细化的计划性发掘，对这些地点的认识得到深化，保护利用与考古发掘成为同步计划的内容。考古发掘质量得到提高，方法与技术创新不断涌现，通海兴义、宾川白羊村获得田野考古质量奖，考古信息采集与记录基本完成了从传统到数字化考古的过渡。在青铜时代考古方面，通海兴义遗址的发掘以其连续的地层堆积解决了古滇青铜文化起源演变的核心问题；文献记载的哀牢、句町与昌宁、广南新发现材料对应，“西南夷”时期的全貌开始显现，云南多民族格局的早期面貌愈加清晰。配合基建考古大规模开展的同时注重考古课题意识，基本理清了金沙江流域史前考古学文化的面貌以及此区域旧石器晚期的特点。昭通古猿、江川甘棠箐发现的木制品、富源大河莫斯特特征石器则分别对人类起源、直立人和中晚期旧石器考古具有重要意义，澜沧江流域进行的旧石器时代系列考古将揭开此区域早期人类活动的秘密。
大理银梭岛、剑川海门口、晋宁河泊所、澄江金莲山等系列重要发现，更加显示了云南史前到青铜时代复杂的历史进程，要建立相关的考古学文化序列并非一件简单容易的事情，复杂的地形地貌与气候条件，造就了新石器时代开始就有不同渊源及生业模式的人群生息于此，稻作农业、旱作农业、狩猎采集、游牧迁移等不同类型的人类生产生活几种主要方式交汇出现在这同一个区域，或许需要一个单独的概念才能概括其特点。
新世纪的云南考古方法在地层学、类型学、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文化因素分析等方法的基础上，数字化、多学科、聚落考古、环境考古、空间关系等概念成为新时期考古的主题，单个发掘地点能够获取的信息非常丰富。
思考云南考古在未来的重点，回应关注度最高的几个问题作，大致应包括：
1、云南古猿是人还是猿？
2、现代智人走出非洲经滇西川西廊道北上，到黄河流域形成最早的中国人的假说，是否能在考古学上找到证据证明或证伪？
3、旧石器到新石器的过渡在云南是否经历了黄河流域旱作农业、华南稻作农业、华北游牧人群、东南亚采集狩猎的混合形成，此一阶段即有不同的人类自然适应在考古证据上体现出来？
4、芒怀文化是否与和平文化在石器加工技术与生业模式上存在继承演变关系，并且成为后来刀耕火种山地生业模式的早期雏形？
5、滇西部分新石器晚期文化是否应该与川西宝墩文化合并？
6、石棺墓的起源与去向的明确解释？
7、古滇国和“西南夷”崛起的背景与多民族西南边疆的早期格局及其发展演变的详细描述？
8、滇东曲靖八塔台等墓地葬俗与人群的重新解释？
9、重新认识铜鼓的起源与传播，为什么能流传至今？
10、对火葬墓的全面解释？
2003年石佛洞遗址发掘浮选工作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