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江川李家山墓地的发现与发掘——纪念李家山墓地发现50周年（2月）|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秦汉时期滇池周边社会、族群及生产、生活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 2000多年前，司马迁在《史记·西南夷列传》中记载：“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此皆魋结，耕田，有邑聚。......滇王者，其众数万人，其旁东北有劳浸、靡莫，皆同姓相扶，未肯听。劳浸、靡莫数侵犯使者吏卒。元封二年，天子发巴蜀兵击灭劳浸、靡莫，以兵临滇。滇王始首善，以故弗诛。滇王离难西南夷，举国降，请置吏入朝。於是以为益州郡，赐滇王王印，复长其民。西南夷君长以百数，独夜郎、滇受王印。滇小邑，最宠焉。”
       记载中的滇国，真的存在吗？在哪里？
       1955年至1996年，晋宁石寨山墓地经过五次考古发掘，清理战国至汉代的古墓86座，共出土器物5000余件，包括有青铜器、金器、银器、铁器、玉器、玛瑙等。其中青铜器造型、纹饰图案精美，具有较强的地方特色，反映出古滇国的社会生产水平。   1956年的第二次发掘，于6号墓葬中发掘出土一枚“滇王之印”金印，实证了《史记》对古滇国记载的真实性。记载中的古滇国，就在滇池南岸，滇人居住地和益州郡址肯定离石寨山不远。石寨山墓地的考古发掘，因其发现的重要性而入选中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
       1965年9月，云南省博物馆张增祺被派到江川县农村工作，正值大搞农田基本水利工程建设，其间龙街乡早街村后的李家山有部分青铜器出土。1966年5月，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副队长熊瑛到江川农村找到张增祺，告诉他江川文化馆已将李家山出土青铜器的情况报告省博物馆，如再有出土要到现场查看。同年9月，因为李家山村民在李家山进行田地改造，出土更多青铜器，张增祺同县文化馆李茂兴一起到现场调查，确认只是埋藏较浅墓葬被破坏，未及之处和埋藏稍深的墓葬尚保存完好。挖出的青铜器被堆放在生产队的仓库里，有数百件之多。经调查认为李家山墓地必需进行抢救性清理发掘。1971年8月，张增祺和同事王大道一起去李家山墓地，看到墓地和5年前无大的变化，遂回昆明做好发掘前的工作准备，确定来年春天进行正式考古发掘。
       李家山墓地位于江川县城（今江川区）北约16公里早街村后山头上，西北距晋宁石寨山约40多公里，北距昆明市约80公里。山势为东南走向，背靠多依山，面向坝子和星云湖，从山脚至山顶高约100米。山顶部经过村民的开垦、改造和种植，已成平地，面积约200平方米，其余斜坡上有许多墓葬分布。
       1972年1月18日，江川李家山墓地考古发掘工作正式开始，由省博物馆主持发掘，领队张增祺，队员有王大道、熊瑛、张永康、孙太初和县文化馆李茂兴等，省博物馆邱宣充、阚勇、白文祥、熊永忠也参加了短期发掘工作。本次发掘区在顶部平坦区，直到5月中旬全部结束，共发掘墓葬27座，出土遗物1300余件。这批墓葬，全部为竖穴土坑墓，墓室结构和葬式也大致相同，但各墓室的大小及随葬品的种类和数量等方面则有显著差异，依据这些方面的差别，发掘者将墓葬分为三类。一、二、三类墓葬年代从战国末至东汉初。
       第一类墓葬。共22座，其中7座（11、17、18、21、22、23、24号墓葬）全部集中在山顶部正中，墓坑尺寸最大，随葬品最多，是大型墓葬。主要随葬品为青铜器，个别墓出小件铜铁合制器。出土器物为铜鼓、铜枕、铜贮贝器、铜伞、铜啄、铜狼牙棒、铜纺织工具、铜扣饰等具有滇文化特点的青铜器。如24号墓葬，墓口长4.3、宽2.6、深2.7米。墓底中间放置木槨，已朽，椁长约3.2、宽2米。棺放置于椁内南侧，棺长约2、宽1.1米。随葬器物100多件，大多放在东西北三面的棺椁之间，铜枕和装饰品放置棺内，铜伞盖和一部分兵器放在棺内，也有可能放在棺盖或椁盖上，因棺椁朽塌而掉落下来。死者骨架已朽，骨架痕迹上有一件用数以万计的玛瑙、软玉、绿松石连缀而成的长方形覆盖物“珠襦”。棺外两端各放置一个大铜鼓。
       第一类墓葬随葬品组合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以成套的纺织工具为主，还有铜针线盒、铜针线筒等物，没有兵器和仪杖器。另一种是随葬各种兵器，没有纺织工具和针线盒一类器物。这种随葬品组合的不同，应与墓“主人”男、女性别不同有关。
       第二类墓葬，墓坑小于介于一类墓葬尺寸的中间，只有3座。随葬器物四五十件不等，不见第一类中常见的铜鼓、铜枕、铜贮贝器、铜伞以及浮雕人物、动物图案的扣饰和用海贝做随葬的现象，取而代之的是铜犁、铜锄，铜铁合制器，还有成套的马饰、带钩、百乳镜以及刻有“河内宫工”铭文的铜弩机。“滇文化”特征的器物减少，而中原“汉式”器物开始增多。
       第三类墓葬，有2座。墓坑大小与第二类墓葬基本相同，随葬品中除第二类墓葬中常见器物外，还有铜釜、甑、洗、罐和五铢钱。铜铁合制的兵器还相当多，新发现环首铁刀、环首铁削和长铁剑等。
       一、二、三类墓葬共27座，出土随葬器物1300余件，数以万计的玉石、玛瑙等质料的小饰品及大量海贝未计入。按质地可以分为铜、铁、玉、石、玛瑙，以及少量的漆器、陶器和铅、竹、木器等。李家山墓地从墓葬形制、出土随葬品种类、数量等都同石寨山极其相近，这次发掘是继石寨山墓地发掘后对滇文化研究的重大考古发现，造型精美、生动的牛虎铜案更是蜚声海内外，证明星云湖周边也是滇文化的核心区域。
       20年后的1991年初，早街村村民在李家山西南坡上采挖硅酸盐矿，又出土部分青铜器。为防止李家山墓地再遭破坏，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玉溪市、江川县文物管理所组成联合考古队，对第一次发掘区周边进行第二次考古发掘。领队张新宁，队员有王桂荣、杨帆、戴宗品、康利宏、杨杰、马永昌、李洪海、张聪、莫建云、刘学义、汪涵、覃生、杨忠德等。发掘工作从1991年12月开始至1992年4月结束，发掘面积1100平方米，清理墓葬58座。发掘表明李家山山顶部及南坡属贵族墓区，西南坡为平民墓区。
       墓葬均为竖穴土坑墓。依据墓坑的规模大小分为大、中、小型墓葬。大型墓葬共6座（7、50、51、68、69、85号墓葬），墓坑口长4-6.8米、宽2.9-6.6米，深多超过3米；墓葬内残留有木椁和棺痕迹，椁呈“井干式”，略作方形，无底板，有些残块外表附铜钉饰，髹漆彩绘，红底黑纹。长方形棺置于椁内右侧，二人合葬者主棺亦在右侧。大型墓葬的棺内常用“珠襦”作葬具殓尸，部分中型墓内也用形式较简的“珠襦”殓尸。两座大型墓葬内发现尸体装殓后用麻绳捆扎的痕迹，麻绳痕迹呈白色，纵横交错呈网状，绳径约1.5厘米。大型墓葬的随葬品丰富，有百件至数百件不等，器物种类也比较齐全。中型墓葬墓坑口长2-3米、宽深均多超1米，有的墓葬有较窄的木棺痕迹，随葬品的数量、质量相差较大，有几件至数十件不等。小型墓葬墓坑口长与中型墓葬相当，但宽度不足0.9米，较浅，随葬器物数件至十余件不等，有的墓葬无随葬品。
       墓内人骨大多已朽，从残骨和麻绳捆尸的情况看，因为仰身直肢葬。随葬品组合，男性墓多以铜剑、斧、矛、扣饰为基本组合；女性墓则以铜钏随葬。大多为单人葬，部分为二人合葬。合葬分为二男合葬、二女合葬和男女合葬三种。
       墓葬中出土了大量的随葬品，其中铜器近2395件，有生产工具、兵器、葬仪和仪杖器、装饰品及其它；铁器和铜铁合制器340余件，主要有生产工具和兵器；竹器、漆器73件；金银器约6373件，重9000多克，可大致分为兵器饰品、佩戴饰品、“珠襦”饰品等；玉、石器约20667件，大致可分为玉器、石器（21件）、玛瑙器、绿松石、琥珀、水晶器、蚀花石髓珠、琉璃器等，器型有镯、玦、牙形饰、管、珠、坠、杆、扣、纺轮等，还有数以万计的琉璃珠（大多为扁圆球形，少数为圆环和短管状）。
       李家山墓地出土的典型滇文化器物有铜鼓、贮贝器、铜案、铜枕、执伞俑、铜扣饰、编钟、仪杖器等。
       铜鼓（M51：262），鼓面正中为十二角芒太阳纹，鼓面周沿有褶边，胴部上膨，胴腰处有四绳纹半环状扁耳。鼓面上立三骑马武士和牛一头。骏马高大，鞍辔齐备，长鬃长尾，昂首奔驰。武士戴高盔，大耳环，双肩各披一块带毛革甲，着虎皮长衣，下缀流苏状饰，束腰带，配长剑，面向鼓外，似在巡视。铜鼓是滇人祭祀时敲响以告知神灵、召唤民众之礼器。高46.2、鼓面径39.7厘米。
       贮贝器（M69:139），呈束腰圆筒状，器盖和腰两侧铸有虎形耳，底有三扁足。盖上铸有十人，皆为女性，作纺织场面。中央大鼓上跪坐一人，通体鎏金，较高大，两侧置壶、豆、盘。身边三人为她捧送食盒、执长柄伞盖、跪坐听候差遣。周围六人的发式和服饰不尽相同，二人面相对，一坐一立，正在理线。四人面向中央席地而坐，用“腰机”织布，不同的动作放映了“腰机”织布过程中的不同环节。贮贝器日常盛贝，也以贝供奉神灵，中央坐于鼓上的人通体鎏金，衣着华丽，身旁有饮食，并有人奉盒、执伞，供其役使，为滇人贵族妇女的形象。高47.5、盖径23,9厘米。
       牛虎铜案，出自24号墓葬，由二牛一虎组成，案体为立牛，四蹄为案足，椭圆形牛背作案盘面，呈盘状；大牛尾部铸有1猛虎，四爪紧蹬于牛身上咬住牛尾，大牛腹下横置1小牛，立于腿间的横梁上，与大牛呈十字交叉形状。大牛腹下横置的小牛，增强了案身的稳定感。此铜案是滇国青铜器中较大的一件，也因其器奇特造型，新颖构思，既有中原地区四足案的特征，又具有浓郁的地方特点和民族风格，此铜案达到了极高的艺术境界极具艺术观赏价值，是中国青铜艺术品的杰作。长76、高43厘米。
       铜枕（M17:12），马鞍形，两端上翘，顶端各焊铸一圆雕立牛，正面铸有双旋纹图案，背面浮雕猛虎噬牛团三组，双旋纹地。长50.3、宽10.6、高15.5厘米。
       执伞俑（M51:260），出自大型墓葬，男俑，跪坐，双手于身前，执伞盖木柄，跣足。面向左倾，圆目阔口，魁梧有力，戴项链，着披风，外束腰带，腹配扣饰，挎剑悬腰，跪坐小鼓上，手中伞柄已朽。通高65.4、鼓足径22.8厘米。
       猎虎铜扣饰（M68XI：51-2），八人猎虎铜扣饰，六人持五矛，抬着猎获之虎，敲着      鼓，满载而归，腿间二犬穿行，另二人抱鸡携酒前来迎接猎虎勇士。长11.8、高6.6厘米。
       编钟（M51:264-269），共6件一套，形状一样，大小不一。扁圆筒状，上圆封闭，半圆环钮，下端平口，饰“S”形纹。高40.6-50.2、口宽16.8-20.4厘米。随葬编钟的墓主人的身份、社会地位极高，很可能是滇国的“王”或“侯”的墓葬。
铜鱼（M51:338-1），雌鱼，立体铸成，半圆形鳞，鱼口衔一蛇，蛇后腹上扬，蛇尾附于鱼头和身上，前腹下垂，蛇头附于鱼颌下；鱼颌下系挂一小铃，中部鱼腹下直接有立人，断面略成方形，两面浮雕，同为正面，阔口獠牙，配耳环，腕戴镯，双手屈肘相交抱臂，身上有衣纹，左衽，短裤，跣足；头顶和脚下各有一铜鼓，下连圆筒状銎。放置于长柄兵器和仪杖器中，当属专用仪杖器。通高26、鱼长22.3、銎径3.3厘米。
       铜棒锤（M51:342），器身呈八棱状，狼牙刺粗壮，下端收细成圆筒状长銎，銎口分作四齿伸出，顶部铸有一立体立狗，器身表明镀锡。通长52.6、锤径4.8、銎径3.5、立狗高4、刺高1.7厘米。
       经过两次考古发掘，发现李家山墓地延续使用时间长、墓葬多，墓群的分布以山脊顶部的墓葬年代为早，周围地势较低的墓葬年代则相对较晚。这批墓葬依据层位关系、随葬品的组合变化以及部分器物的演化可分为四期，四期年代大致从战国末至东汉前期。
       两次发掘的大型墓葬，多为西汉政权在云南设置郡县以后埋葬的，从墓坑尺寸大小、随葬品丰富程度，都超过了西汉早期的同类型墓葬。表明设置郡县后，滇国的贵族依然享有较高的社会和经济地位。在他们的墓葬随葬品里有中原传入的“汉式”器物或仿“汉式”器物，以及一些“汉式”葬俗，但随葬器物的主体还是滇人传统文化器物。这一特点一直延续到东汉前期。
       李家山墓地的两次考古发掘成果证明其文化面貌同石寨山基本相同，高等级墓葬规格也相当。其发现对研究西汉时期汉王朝与滇国的关系、滇国和周边地区文化交流、滇国的范围、滇国的社会形态及变化和衰亡、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等方面提供了极其重要的实物资料。因为他们的发现，才能在各研究领域产生出较多的成果，一点一点地揭开古滇国的神秘面纱，为我们全面认识滇国的社会面貌提供不可替代的资料。经过多年的考古发掘和研究也证明了滇中三湖区域是古滇国的核心地区。
       李家山墓地1991-1992年的发掘工作，也因其重要性的发现被评为1992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获评“十大考古新发现”也是对参与考古工作者的最大褒奖。今年正值李家山墓地发现50周年，发现以来取得许多成果，也还有不少问题，如文化起源、生产生活、族群、同滇王的相互关系、消亡原因等亟待研究和解决。墓地及其周边还有许多工作需要持续开展，希望后续的考古研究工作能够取得更多的成果。